例如，某大型企业甲因为直接排出污水或者废气而侵害污染了环境，最终被法院判决赔偿一定数额的金钱。

[20] 卢曼用热力学的一对概念熵与反熵来说明法律相对于世界的这种自主性。当然，热爱法律分析的人还可以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分析下去，例如，法学院的民法高材生会说，这时候第十二只骆驼应该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则进行分配。

[35]在法律系统/法律系统之环境的此种观察图式中，法律系统通过自创生的运作将自身从其环境中区分出来，从而创造出了自身的特性。参见：Roscoe pound．Law in Books and Law in Action，American Law Review(44),1910,pp12-36． [16]〔法〕帕斯卡尔：《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5]由于有神意在背后做支撑，上文所谓的不可裁决的疑难案件，似乎不是问题。所以，卢曼才会提出卡迪是否可以拿回骆驼的问题。[31]然而，所有这一切，连同前面提及的自然法理论，无一例外地，表达的都是一个内容，就是：法律起源于非法律。

[18] 关于法社会学对法律系统所处世界之偶联性的揭示，可参见卢曼于1971年前后写作的，但于2013年才正式出版的专著《偶联性与法律》，参见：Niklas Luhmann, Kontingenz und Recht: Rechtstheorie im interdisziplin?ren Zusammenhang,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13. [19]参见泮伟江：法的二值代码化与复杂性化约，《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综合起来来看，它本来是假的，但又必须是真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制度，其大背景则是知识产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内/外、群体/资本等一系列权衡矛盾，单纯依靠立法已不足应对，必须倚重能动司法的政策杠杆，以克服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悖论。

其四，当代生产不再是英雄式的个人创造，而变成通属性的实验室、研发部门、工作室的集体成果，这些知识原型（prototype）通过知识产权的设定，进入到知识与信息积累的连续性轨道。参见冯象：知识产权的终结：中国模式之外的挑战，载《文化纵横》2012年第3期，第54页。13世纪复式记账法推动近代公司法与金融法的发展。[8]（P.75）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方案，通过多管齐下的多边主义、双边主义（将普惠制与301条款捆绑）和单边主义手段，最终建立起新型的WTO/TRIPs机制，它将国际贸易问题巧妙地转化为可执行的知识产权标准问题。

由此形成的吊诡局面是：它一方面制造出自己的运作条件，另一方面又将这种由系统所造成的结果设置为系统运作的动力。当代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正是建立在对知识产权的深度整合与利用的基础之上，并不断呈现出信息封建主义的态势。

第四，当代法律系统的运作不再指向某种线性发展，它不再依循积累性的启蒙性时间，也不再依循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同质化时间，而是涉及信息记忆与遗忘的系统化时间。[①]西欧中世纪的财产权概念围绕土地占有的模型展开，主要延续罗马法先占原则的法律概念，无法满足资本主义条件下智力财产的稀缺性建构要求。它所关注的主要不再是知识的创造与流通问题，甚至也不是知识的生产和分配问题，而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企业利用知识和信息所展开的竞争逻辑。由此，TPP协定中的知识产权内容将可能得到扩大适用，这将对双边、诸边、多边知识产权规则带来重大影响。

参见[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况》，车槿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156页。信息商品已经变成当代资本在世界市场体系内、为了世界市场体系而进行扩张的必要条件，[6]（P.16-17）它在表面上带来一个玲琅满目的知识社会，但其背后则是一个围绕抽象财产而不断复制的企业社会。在中国晚清变法中，知识产权沦为殖民国家挟军事与资本力量强行法律灌输的样板。知识产权现在变成了一门法律生意，知识创新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实验，以及与研发相联系的庞大生产、营销、金融与法律网络，而未必需要真正的发明。

作者与作品进入一个由制度、法律形式和文字实践所构成的文化产业体系。有关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深入思考，也可参见吴汉东：国际变革大势与中国发展大局中的知识产权制度，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这些力量突破了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法律体系，并改变了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剥削劳动的法权逻辑，进而形成新型的法律全球治理模式。而从19世纪开始，古典知识产权这两大范式都陆续受到冲击。

它既要足够抽象以满足可重复与可再现的产权控制要求，又要足够具体以满足确定性与独特性的产权界定要求。这一古典私法模式提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始产权起点，围绕这一有形的所有权体系，建立起有关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类型化理论，建立起包括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在内的物权法定主义原则，并建立起严格的一物一权和意思自治原则。[47]它的虚拟性与索引性使其能够被快速动员，同时，这也使它在速度性原则下迅速贬值，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其价值的转瞬即逝性。参见[美]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89、152、190-217页。澳大利亚学者达沃豪思（Peter Drahos）就将全球知识产权标准的这一设定运动，称之为信息封建主义。[④]通过与劳动价值论的结合，古典知识产权的英雄天才论就能够大致应付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对知识无体物的规范性要求。

从国家制造业社会向全球信息化秩序的范式转型，要求中国必须调整法律发展思维，在法律部门重构、群体利益平衡、全球规则主导三个层面加强战略意识，学习全球治理经验，反制美国法律霸权，积极参与并引领世界新法律秩序的构建。沿袭自罗马法的大陆法系历来以物作为核心法律范畴，并在有体物基础上围绕物权和债权制度建立起神圣的物法体系。

中国在全球产业大转移中已经异军突起，但在知识创新与规则话语权层面尚缺乏足够的战略意识。但是，伴随生产与交易的全面信息化和数字化过程，客体与主体共同进入一个网络化结构之中，知识产权法律系统则承担起这种类主体与类客体的分类整理、授权、传递、沟通的网络创建工作，通过知识产权这一形的编织者（weavers of morphisms），构建起产学综合体（university--industrial complex），这促成了大量的创新发明，使一大批‘混血儿（hybrids）、类客体得以创生，也使得把这些类客体和类主体联系起来的网络得以在空间上日渐延伸及于全球每一个角落。

[33] 过去几年中，Rockstar集团（包括苹果、微软、移动研究和索尼）以45亿美元收购北电网络的6000项专利组合。[②]因为知识与思想不能像土地那样被占有或占用。

它采取了抽象的知识-权力型霸权形态，通过复杂的法律规则特别是知识产权法律来构建全球贸易体系，法律规则的抽象性掩盖了贸易结构的不对等性，南北国家之间形成极其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11] 封闭运作使系统建立起自己的复杂性——通过化约复杂性来建立复杂性，参见[德]鲁曼：《对现代的观察》，鲁贵显译，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05年版，第111页。但是，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知识产权的重复性控制就变得困难。然后，通过雇佣大量专利律师，借助知识产权圈占这些被遗忘的技术、思想与观念（每年大约产生1000多项专利），进而发起法律诉讼并主张极为可观的专利许可费用。

德国学者尼古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在中国大陆译本中为卢曼，在中国台湾地区译本中为鲁曼，本文统一使用鲁曼。强化对国外知识产权的标准认定，就可能赋予跨国企业超高利润垄断。

[6] [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邢立军等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正如论者所言，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复兴的资本主义市场和继之而来的社会关系的必然要求，自1980年代和1990年代甫一设立，便充当了中国法律与经济改革的急先锋。

（一）哈耶克的知识产权批判：新自由主义迷思 哈耶克是现代知识产权的批判者，它将知识产权的产生归罪于国家的强制推行。（本文原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6期） 进入 余盛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知识产权 互联网革命 新自由主义 。

[26]他意识到，科学与技术作为自主性系统，其创新将是不可避免的。行动的焦点不再是积累战略的资本，也不再是霸权战略的意识形态，而变成了信息战略的法律代码。参见[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况》，车槿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43] 参见A.Samuel Oddi, TRIPS-Natural Rights and a polite Form of Economic Imperialism,Vanderbi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29,pp.415-470（1996）. [44] 斯各特·拉什明确提出这组概念，参见[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冷战终结之后，美国通过一系列国际机制安排，吸纳原先被排除在外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全球治理的统一平面。当前，中国已从冷战时期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挑战者（challenger），转变为后冷战时期全球资本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

在这一范式转变中，当代财产权概念已不再被视为针对有形物的绝对支配和占有，而是被视为由一组无形权利束（a bundle of rights）所组构的特殊法律关系。劳动本身无法使知识财产变成一捆权利束，知识也不必再是一个必须经由主体奇迹性行动才能创设。

2、群体利益平衡：资本、创新与知识分享 知识产权与资本主义相伴相随。技术、科学、文学、艺术、通讯与娱乐在当代都已进入一个全球性网络之中。